制度的力量、妥协是一种能力及其它——《近距离看美国》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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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至11月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利用每天上下班坐公交车、地铁的功夫（来回大概需要3个小时左右），在自己的手机上愣是将《近距离看美国》这套书从头到尾看了一遍，颇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该书前后共有四本，分别为《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和《如彗星划过夜空》，总字数约为112万。在颠簸的车上长时间对着小小的手机屏幕能把这个大部头读完，是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现在回头看看还真不容易（因为读这本书，乘坐地铁两次坐过站）。

按照写作时间和出版时间，这套书的顺序是《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我也有一个梦想》和《如彗星划过夜空》，其中：《历史深处的忧虑》主要对美国各项制度做个总体的介绍，并对辛普森案件进行了重点描述；《总统是靠不住的》则主要介绍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叙述重点则放在了尼克松总统涉入的水门事件上；《我也有一个梦想》则是对美国种族矛盾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叙述，笔墨重点落在了美国南北内战前后的奴隶制变迁上；《如彗星划过夜空》主要对美国独立战争和立宪会议进行描述，全书最后以越南战争的新闻报道案结束。

当然，如果按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来看的话，阅读的顺序可以是倒过来的，即《如彗星划过夜空》、《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历史深处的忧虑》。这样阅读的好处，就是前后线索起承比较自然合理，一路读下来体系性会更强一些。不过，由于作者在各本书中前后内容上的呼应做得比较到位，按照原有顺序阅读的体验也是非常好的。

通过阅读《近距离看美国》这套书，我对美国民主、法制以及文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将我之前一些对美国的认识彻底推翻。而且作者的文笔极佳，将美国宪法、辛普森案件、独立战争、南北内战、水门危机等政治历史事件叙述得极其生动有趣，就像在看推理小说一般。

如果要对我在过去一年读过的书进行一个排序的话，我想《近距离看美国》这套书绝对会成为我在2010年里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全书带给我最大的启示有两个：人是不可靠的，需要通过制度的力量、系统的力量推动并监督人的工作（该观点主要体现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妥协是一种能力，退让不是懦弱，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不服的时候，就只能由某一方作暂时的妥协（该观点主要体现在《如彗星划过夜空》一书中）。

制度的力量

在整套书里面，我认为其中最出彩的一本是《总统是靠不住的》，全书都在阐述一个观点：人是不可靠的，总统同样也是靠不住的，为了防止类似总统这样的强力部门的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做出损害普通民众自由与民主的事情，需要设计一套权力平衡和制约的机制，让这些人在使用公权力时就像收银员在使用收银机时接受监督与制约。

美国社会组织结构的设计和收银机的设计差不多，即都认人是靠不住的，必须要用一种机制去筛除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行为。其设计思路是：先完成三权分立，并尽可能的从最小粒度去切割权力；然后对三个权力机构进行所谓的制约与平衡即制衡，使得任何一个权力分支都要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制约，而不能获得绝对的独大的权力；最后就是给美国宪法补充确定了人民自由权利的十条宪法修正案，以民间制约的方式对权力机构增加了一套监督机制。

对于政府部门的每个雇员来说，他们每个人在执行公务时，都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对法律负责。如果出现问题的话，任何一个人都必须使陪审团相信，他在执行命令时是确信该项命令是不违法的，否则执行者照样也有自己的一份法律责任，而不能以自己在执行上级命令为托辞。在这条规则之下，美国的高层领导就很难在一项违法行为中，任意推动自己的下属。

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再信赖人，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制约他不做坏事。如果信赖我们自己选择的人，认为他会保障我们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危险的幻想。那个信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专制之母——自由政府是建立在警惕而不是建立在信赖上面。是警惕而不是信赖，规定了限制权力的宪法，以制约那些我们不得不托付以权力的人。我们的宪法已经相应地为我们的信赖确定了界限，不能让信赖超越这个界限。

对于上述内容最好的解读，就是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尼克松在竞选第二任总统过程中，权力欲望过于膨胀，默许手下的人员去窃听竞争对手，走出了错误的第一步。当水门事件东窗事发时，面对来自对总统行政权力进行制约的另外两个权力分支——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方面的不断深入调查，尼克松仍然心存侥幸心理，直接安排手下对自己所犯错误进行了遮掩行动，并不断拒绝另外两个政府权力分支需要提供相关证据的要求，由此出现了三权直接对立的僵持局面，美国政府权力机构第一次面临分裂的局面。

在僵持的最后一刻，尼克松公开向美国全体人民宣告，他愿意认同宪法，服从法律，服从人民，从而表现出他依然是美国的文化背景中产生的一个民选领导人。尼克松的这次服从，并自动放下自己手中的权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他因为此而被美国人永远的记住。当然，另外被记住的一点，就是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掩盖错误。

后来，尼克松的女婿（也是艾森豪威尔的儿子）在访华受到毛泽东接见时，毛对尼克松最终下台的遭遇大抱不平，而尼克松的女婿则试图向毛解释他岳父的下台是美国政治制度运作的正常结果，熟读三国的毛随即说道：“那是假的”。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中美两国对于政治制度认识方面的巨大差异，类似的差异直到今天仍然在不断的出现，我们还在不断的谴责美国政府前后言辞不一致，在某些所谓的原则性问题方面。美国宪法的建立者，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说了算”的效果而建立起了这个制度。美国人大概除了保护宪法是一致的，别的几乎没有什么目标是一致的。所以在外交上，美国也常常表现得变化和矛盾，因为美国民众在不断变化，总统和国会也常有不同意见。而国会要通过什么决议，总统是根本管不了的。但基本原则就是，总统和国会不管通过什么法案，发表什么言论都是需要以选民们的意志为基础的，否则下一届任期就别想连任了。

毛泽东与尼克松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提一下美国宪法，它让美国人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保持一致目标的文件。美国宪法的文本，200多年来没有做过一字修改，它的基本内容非常稳定。它所增加的内容都是以“修正案”的形式补充进去（因为考虑到美国宪法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性，宪法中就规定了修正案的方式来进行改进与优化），而权利法案则是整个宪法修正案的前十条。从1789年以来，尽管曾经有三千多条修正案被提出，但至今美国国会只通过了其中的26条。根据宪法规定，修正案必须先由参众两院的三分之二议员通过，再交由各州议会审议表决。在至少四分之三以上的州议会通过后，才能够进入宪法。美国任何案件的判决，都要以美国宪法为最终的依据，如果对此有任何疑义，都可上诉到上一级法院并直至联邦最高法院。

由上述内容，自然而然会联想到公司治理方面的点点滴滴。一个公司，无论大小，无论人员多少，如果想要未来健康成长的话，都需要设计一套完善的公司制度，一套体现一个公司文化、价值观的制度，大到公司远景、目标、薪资体系等，小到考勤、报销制度等。一个公司怕的是没有制度，更怕的是制度制订了之后没人去遵守、没人来监督，这样的制度就是个花架子。有些创业型的公司，初期可能会靠老板或者某个强力人员的个人能力初步打开局面，但后面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人员数量的增加，一个人有限的能力就会应付不过来，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总结之前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失败的经历）形成一套公司的制度。粗糙也好，简陋也罢，只要这套制度能够体现公司文化和价值观，能够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并形成合力，那么这套制度就是好的。

用制度来管人，而不是用人治来管人，是需要每个管理者都应该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国内的企业家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国内诚信机制的欠缺以及从业者职业道德观念的缺失，管理者经常会下意识的更喜欢使用和自己有裙带关系的人，例如亲戚、朋友、同学等，而不愿意去深入相信通过招聘流程而来的应聘者，至少不会让这些人在短期内接触到公司核心业务层面的内容。因此，中国的私营企业家都习惯于世袭制的管理，希望自己退休后将打拼大半辈子的事业交给自己的儿女去打理，如此自己才能更加放心。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华为传出的任正非打算未来将华为管理权交给自己儿子的新闻。虽然华为官方否认了这种说法，但我相信这则新闻是真的，至少不是空穴来风。虽然同样作为创业者，我很能理解任正非对于自己亲手创办起来的华为的钟爱与守望，但出于对华为未来发展的考虑，让更合适的人而不是自己的儿子来接自己手上的接力棒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业务模式或者业务方向可能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时候原来那套制度可能就不太适用了，就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但这种调整希望更多时候都是微调，如果是大幅度的进行调整，那就相当于是在重建一个公司，如果有任何一个环节把控不住的话可能就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结局。

妥协是一种能力

美国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充分体现了妥协的力量。出于对个人自由和区域分治理想的共识和尊重，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群龙无首的国家。不仅在独立的那一天，没有一个“开国功臣”试图出来掌控全局，而且长达六年时间里甚至连总统都没有一个。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国从一开始，也就是一个善于妥协的国家。没有一个人是权高位重，一言定乾坤的。因此，从一开始各州之间就习惯于“只有说服，没有压服”，说不服的时候，就只能由某一方作暂时的妥协了。美国基本上是在一系列的妥协之下，维持一个稳定的和循序渐进的进步的。

美国的众议院以人口比例确定议员的数量，而它的参议院则按照每州两名议员的方式选出，从而既保证大州在规模上的优势，也保证了小州的利益，这被称作是“伟大的妥协”，这才有了美国宪法和实行宪法的可能性。而关于总统大选的制度，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也经过激烈的讨论以及双方的妥协才得以最终确定。美国总统大选按人口比例分配各州大选举团名额，先由各州民众选出最高得票的总统竞选人，然后这个州的大选举团就在投票时就把本周的全票投向得票最多的总统竞选人。这就是所谓的“赢者取得全部，败者一无所有”的来历。这样，可能就会存在某位竞选人获得了多数大选举团选票，而在实际总票数上却是少数而当选总统的情况。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希望促使竞选人在各州，不论大小，都需要广为宣传自己的观点，而不会重大薄小，尤其是那些人口分散的州。

再到后面南北双方在奴隶制上的根本分歧，也不影响他们组成美国这个整体。首先，他们都承认美国的建国原则，也承认奴隶制不符合这样的原则，并且表示愿意向废奴的方向努力。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更多的缓冲时间，以致于经济不要发生太大的动荡。他们仍然相信人性和理性的力量，会在不久的将来在这个崇尚自由的国家全面取胜。于是，由于这个妥协的达成，美国版“一国两制”的局面就事实发生了。

林肯总统在美国国内反奴气候还没到、时机还不成熟的时候，知道明确的激进反奴立场和表态对他来说无异于一种政治自杀，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暂时对奴隶制妥协的态度，不会直接就说自己反对奴隶制的言论，有时候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还言不由衷。他还必须等待时机，等待民众能够听得进他的话，愿意跟着他走，这就是政治家的智慧。这让我立即就想到了《让子弹飞》这部电影，在民众还不相信你已经取得了胜利的时候，你得让子弹再多飞一会儿。

即使是在北方取得内战的胜利之后，林肯总统也很清楚的认识到，南方还是需要靠南方人自己来领导，而不是靠派出北方的接收大员去维持当地的秩序。林肯做出了妥协，他力排众议，决定恢复南方原来的契约社会，恢复原有的游戏规则，于是他决定保留南方精英阶层，而不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把他们送进监狱甚至是送上断头台。因为林肯明白这一阶层是南方仅存的理性，如果南方失去这一阶层，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陷入暴民统治，根本拒绝再回到原来的框架中，这样南方的倒退会更为可怕。

善于妥协智慧的林肯总统

对于公司治理而言，适时的妥协也是很重要的。为了维系共同目标的完成，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人员在处理内部纠纷时可能需要做好随时妥协的准备，否则公司的内耗很快就会将整个公司给吞噬掉。每次公司内部的斗争牵涉人员的职位越高、持续得时间越长，对于公司的伤害会越大，有时候可能会是致命的伤害，如果大家都无法尝试妥协来解决问题的话。

其它

美国的新闻免预检免限制制度是言论自由的一种体现，哈瓦德.莫蓝在《进步》杂志1979年4月号上准备发表的“氢弹秘密”，这篇文章根据当时已有的各种公开资料揭示了氢弹制造的技术、工艺等诸多细节信息，他认为美国政府对氢弹技术保密只是为了把美国人民排除在对核武器的讨论之外。随后围绕着这篇文章是否能够发表，美国政府司法部和莫蓝展开了拉锯战，最终后者取得了胜利。由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系（它规定对于新闻预先是不能限制发布或者发表的），政府是不能说停就能停掉一份新闻刊物的，即使政府声称这篇文章的发表可能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损害。而在此之前，美国政府想阻止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关于越南战争的秘密文件的官司也是以失败而告终。这两件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目前的维基解密美国阿富汗绝密军事资料的事件。

美国新闻制度的游戏规则是，如果媒体触犯法律，却是泄密而损害了国家利益，政府是可以起诉追究法律责任的。但是，这必须是在媒体确实发表了违法泄密的东西以后。这是一种事后追诉惩罚的制度。但是政府不可以有禁止报纸发表消息的动作，不可以搞预检。道理很简单，事后追诉是由法庭来做出判断，法庭只有在犯罪行为发生以后才可能接受指控、立案审理；而政府行政部门没有权力来确立新闻标准，所以事前预检在制度上不能存在。

最后，再提一下美国司法史上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吧。虽然很多美国人都相信是辛普森亲手将自己的前妻杀害，但他们也都能接受辛普森谋杀罪名不成立的结果。因为辛普森案件在没有决定性的、合法性的证据的前提下，美国民众普遍的民意宁肯是他可能杀了人而被放掉了，而不愿意他有可能是被冤枉的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待在牢房里面去。即宁可放过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因为美国人不希望一个制度允许政府在证据还存在疑问，只是在大概有罪的前提下，就送你进监狱甚至上电椅。最终，辛普森在对他的刑事案件起诉中由于谋杀罪名不成立而无罪释放。但他在随后受害人亲属发起的民事起诉中却以败诉告终，并付出了天价的巨额民事赔偿。

在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里，人人生来平等，这里的平等并不是均贫富，并不是财产的平均，而是发展机会的平等，即追求幸福的机会之平等。《近距离看美国》这套书，从头到尾都体现着这一思想，那是美国人的平等观。